树、丘陵和没有红绿灯的丁字路：深圳华侨城的花园城市模式溯源侯丽时代建筑2024年第3期_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树、丘陵和没有红绿灯的丁字路：深圳华侨城的花园城市模式溯源侯丽时代建筑2024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24-12-01 00:56:08 来源：智能制造解决方案

当代中国的特色发展路径决定了新城新区和巨型城市项目在中国城镇景观中的压倒性地位。中国的9亿城镇人口，绝大多数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规划和设计的新城新区之中。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卫星镇和工矿新城，到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特区、城市新中心CBD、开发区、高科技园区、大学城，以及近些年来的高铁新城、空港新区、生态低碳新城等等，这些新城新区无一不在提供新的生产生活和生态环境的同时，塑造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都市文化和城市空间。本期主题试图追溯新城新区设计的理想原型及其在全球城市化空间中的迁徙和变化，探讨制度、资本与社会文化对其空间逻辑的影响。

林中杰从历史与批判的角度追溯苏州工业园区的城市规划及其开发历程的若干历史节点，分析新城城市设计在场所和形象营造方面的双重作用。侯丽着眼于总结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目标与设计理念互动之下的新城建设实践，以深圳华侨城作为个案去探究田园城市设计理念的全球传播与地方转型。周颖追溯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香港西九龙的发展历史，阐述了利用填海造地打造从基础设施到旅游文化，再到以公共利益为文化载体的超大城市项目的发展谱系。司徒安卓通过对20世纪末的美国加州尔湾、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深圳和当代新加坡三个创新型新城的考察，探讨了新区城市设计中经典“创新基因”可能的作用与传承。乔纳森·巴奈特聚焦巴塞罗那绿色城市更新的历史背景、实施过程及其对城市空间和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揭示了将城市街道改造为绿色开放空间的必要性和可能路径。

极具热带特征的丰富的多层次城市绿化、起伏有致的自然地形、人性化尺度的道路带来饶有趣味的步行体验、组团功能各异却共存共荣，这是深圳华侨城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也是华侨城集团卓越的片区综合开发能力的展示。作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单一企业开发的知名“花园城市”、深圳的“城中之城”，深圳华侨城的空间特征的形成，既源于早期设计师和开拓者对自然的尊重与喜爱、对新加坡花园城市原型的追随、对桥头堡式良好投资环境的塑造，也源于经济地理条件的约束、旷日持久的土地产权谈判和开发时机的把握，以及规划方案对长期开发建设的弹性包容和整体把控。通过档案研究与访谈，文章力图总结8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目标与设计理念互动之下的新城建设实践，并以深圳华侨城作为个案，探究其核心的花园城市设计的几个关键要素：城市绿化、自然的人工保留、路网和组团组织，以及城市性和公共性的生成。

引文格式：侯丽. 树、丘陵和没有红绿灯的丁字路：深圳华侨城的花园城市模式溯源[J]．时代建筑，2024（3）：14-19.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时代最成功的经济特区，深圳的建设开发浓缩了过去四十余年城市规划设计从理念、制度到实践的持续不断的发展。本文以20世纪80年代深圳华侨城的规划与建设为例，试图提炼出一些中国改革开放年代新城建设的基因密码，追溯其发展脉络，并为理解当代中国城市建成环境提供些许启示。如果说深圳锻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新城建设的“奇迹”，华侨城则是深圳奇迹中的一个“神话”。先驱者的高瞻远瞩、设计师的“一张蓝图干到底”，在华侨城神话中被渲染得淋漓尽致；“锦绣中华”和“世界之窗”所引领的“家天下”与“全球化”碰撞下的文化旅游热潮，利用“窗口”机遇和特殊政策而实现的房地产巨额财富累积和对国家的贡献，也是华侨城神线世纪，深圳华侨城把改革开放初期建成的工业遗产成功改造为创意文化园，成为深圳城市文化地标，更逐步提升了企业品牌，成为中国创意园区运营的佼佼者。在官方叙事里，深圳华侨城的规划与开发建设遵循了新加坡模式的花园城市理念，致力于打造吸引华侨资金和人才、技术的窗口和基地；在造访者的印象中，丰富的热带植被和生物多样性、起伏有致的自然地形、人性化尺度的道路和曲径通幽的步行体验、组团功能各异却和谐共存，在深圳中心城各片区中具有极高的辨识度。

在档案、访谈和文献研究基础上，本文从绿化景观与自然地形保留、道路网格局与功能组团分区，以及城市性和公共性的塑造三个方面，分析华侨城花园城市模式的源流及演变。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不同历史时期，从公共部门投资的社会福利项目到“公私合营”，乃至在纯商业化的房地产开发中都提供着附加值和品牌效应。[5]霍华德所提出的田园城市是一种社会和经济理论，着眼于社会制度改良和城乡生活方式的结合，其知名的示意图是抽象的而非对具体空间形态的规定，虽然后人时有附会将其具象化为六条放射大道云云（图1）。田园城市作为一种独特的空间组织范式，源于英国田园新城莱奇沃斯（Letchworth）和韦林(Welwyn)的建设实践，也源于规划师雷蒙德·昂温（Raymond Unwin）和巴里·派克（Barry Parker）的规划设计，主要特征为内向型的功能组团、外围缓冲绿带和楔形隔离绿地或保留农田、核心安排充足的开放空间和公共服务设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力求变革当下，而与其合作的规划师和建筑师则从传统英国乡村建筑和景观风格中寻找适合未来工业社会住区的线索，力求增强新城的吸引力以及归属感，并从过去的企业城（company town）建设中吸取经验。[6，7]

在田园城市运动影响下，美国规划师和社会学者佩里（Clarence Perry）进一步提出了“邻里单位”（neighborhood unit）理论，借鉴英国田园城市模式将学校和社区中心置于片区中心；同时精心组织交通，将干道布置在外围、分等级设计社区道路，通过曲线和尽端路阻止不必要的穿越式交通，增强社区内部步行安全，做到“人车分流”。佩里的邻里单位设计原则融入了田园城市运动，在全球得到传播，在美国本土之外被更广泛地应用，也影响了苏联提出的居住区和小区规划理论。然而，在美国，除了少数田园新城新区外，对郊区化进程影响更大的空间模式来自于奥姆斯泰德父子（Frederick Law Olmsted, Sr. & Jr.）的“美式田园新城”(a garden city for America)。美式田园新城与景观设计理论相结合，强调与自然地形的充分结合、充足的绿化、曲线形“通而不畅”的刻意变窄的支路网等。奥姆斯泰德风格的美式花园郊区住区并没有强烈的社会改良主张，如共同拥有产权、只租不售等，着重于通过规划设计提升景观，住房类型以带花园的单一家庭住宅为主，在市场销售上十分受欢迎，成为房地产商追捧的郊区样式（图2）。

这个从英国舶来的规划范式，在李光耀的执政下被总结为三个关键词：清洁、绿色和秩序，为告别大英帝国殖民主义的新加坡提供了国家身份认同的地方化工具。

新加坡田园城市的规划目标很快被修改为“花园城市”，绿化景观打造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新加坡政府不断发起全国性的植树运动，如1963年一年就在全岛种植了近5 500棵黄牛木（Mempat Tree），在随后的50年里号称陆续种植了300万棵树木。[11]新加坡的道路及公共空间的景观树种由政府机构2用尽心思挑选、种植、培育，在形态、色彩、地域气候特征的表现方面独树一帜。热爱绿化的李光耀被戏称为“新加坡总园艺师”，他亲自选定了许多城市干道的行道树：黄牛木因类似樱花的开花效果而被总理青睐。他在出访时也会留意合适的引进品种——例如源自南美的“雨树”（rain tree），因其美丽舒展的树冠和盛放粉白相间的花朵被种植于往返樟宜机场的东海岸公园大道（East Coast Parkway）两侧“迎宾”，并被视为国树印制在新加坡钱币上。[12]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加坡的行道树开始偏好色彩更为丰富、香味更为浓郁的热带果树。对新加坡这种以外来树种大规模取代本土植被、以现代公园抹去自然生态、缺乏社会参与的国家景观主义不乏批评的声音，[13]但其数十年如一日的治理行动所取得的城市景观绿化成效无疑是极其显著的。1983年冬，新成立的第一届深圳市委班子在梁湘带领下去新加坡考察，对其城市绿化印象极为深刻，便确立了深圳建设花园城市的目标。领导班子返深后，即在罗昌仁副市长主持下修改了规划。修改后的规划要求扩大深圳城市绿化带，所有主干道两侧尚未建成的建筑物一律从红线 m，在上海宾馆至电话公司一线 m以上的绿化带（即今天的深圳中心公园），同时增加了市区内已规划好的几大公园的范围。3在这一背景下，港中旅——深圳华侨城80年代的开发运营商——邀请时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建筑系系主任的荷兰籍华侨孟大强主持编制第一轮华侨城规划。

孟大强4祖籍天津，出生时正值抗日战争爆发，随父母辗转于中国大陆，最后在台湾省立工学院（今成功大学）和德国达姆斯达特理工大学接受建筑与城市规划教育，1965年加入荷兰OD205设计事务所，随后在1975年成为新设立的新加坡OD205董事。他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肯特岗（Kent Ridge）新校区总体规划项目的主要负责人和规划实施者。

他曾提到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老师：中国台湾的金长铭、[15]德国的马克斯·哥特（Mox Gather)以及荷兰的萨姆·冯·埃姆登（Sam van Embden，1904—2000年）。埃姆登是荷兰代尔夫特大学建筑系教授，OD205设计事务所的创办人，对现代城市规划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曾经参与和主导了包括战后荷兰巨型城市地区兰斯塔德规划，发起了国际规划师联盟（ISOCARP）的筹建，并在南亚地区的城市规划发展中扮演了积极角色。1969年，埃姆登在国际组织支持下编制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新校区规划，并于1971—1976年间受新加坡政府聘任担任校园的总规划师和顾问建筑师。[14，16]OD205是埃姆登的事务所在荷兰代尔夫特的地址，即“Oude Delft 205号”的简称，1975年设立的新加坡OD205完成了许多新加坡国立大学新校区的建筑项目。肯特岗的自然地形与深圳华侨城所在的沙河片区有些近似，为丘陵地区。OD205的方案关注适应开发组织的连续性，保持了方案的弹性和可扩展性，以“苏格兰方格”(tartan grid)表达校园的空间组织理念——这一方法在OD205的总规方案中反复出现——以4 ft（约120 m）见方的网格组织安排主要校园建筑，配套服务设施独立布置在2 ft见方的辅助网格之内，包括了水电等市政基础设施；道路网的组织既预留了校园主体建筑未来拓展的可能，又尊重和突出了肯特山自然地形作为校园的主导性地景。设计充分的利用地形，机动车与步行交通分离，连续的步行连廊通过与不同竖向连接提供了校园的主要人流通行路径。这些基本规划原则与方法后期都体现在了华侨城的规划中。1977年，孟大强受建设部邀请访问大陆，参与各地组织的规划专家咨询，成为中国在这一时期重启城市规划国际交流活动的先锋人物。他在回忆中提及，时隔30年，“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回到故土、听到乡音的激动，与华侨城建设海外归侨理想之家的定位不谋而合。51985年，他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成立的第一家中外合资设计企业——大地建筑事务所——的核心成员，这里汇集了当时的境内外设计精英：境外方代表除孟大强外，还有香港何弢，以及加拿大彭培根、汉考克(Macklin Hancock）和司徒凯（Karl Stevens)；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金瓯卜担任董事长，陈占祥担任副董事长，中方成员还有曾坚、寿震华、孙芳垂等。孟大强以大地事务所的名义参与的第一个规划项目是厦门经济特区总体设计，华侨城是第二个。这两个项目从功能结构、交通组织、成果表现来看，都仍然具有OD205的鲜明风格，强调设计的灵活性，重视详尽的社会经济调查。

1985年10月起，在孟大强带领下，大地、深圳市工程设计咨询顾问公司和华侨城设计室团队在三个月内编制完成了“华侨城整体规划方案”（图2），得到相关领导和主管部门肯定，之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咨询中心与后面两家本地设计机构按照方案构想细化完成了《深圳特区华侨城总体规划》（图3）和《一期详细规划》。孟大强强烈规划团队在开发前景不明的条件下绘制具体形态的详细规划，团队增加了一张用地结构控制图及相应的规划控制指标附表（图4）。这一图表作为探索规划新形式的成果，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研讨会，并获得1989年建设部优秀城市规划设计二等奖。7

在今天的深南大道上，人们即使高速行驶也极易辨识出已经到达华侨城片区：两侧由有着非常明显热带特征的棕榈、大榕树、鲜艳的凤凰花和多层次的绿植构成宽阔的绿带，大道两侧公共建筑与广场通过地形和精心处理的高差与干道保持着紧密联系却自成一体的关系。深圳特区的原始地貌为低山丘陵和平原台地相结合。多数城市组团在早期建设要求 “三通一平”“七通一平”的背景下，遵循组团内土方平衡、尽量找平形成方格路网的便利快速的建设模式。华侨城依山就势的开发，使其成为深圳特区的独特存在。

华侨城所在的沙河片区因东西边界的大小沙河得名，南临深圳湾，对望香港新界。在港中旅负责开发前，此地隶属于广东省光明华侨畜牧场沙河分场，多丘陵、缓坡及滩涂，唯有西片地势较为平坦，分布着大片农田、乡村聚落，因此最初的工业开发区选址在地形较为复杂、以经济果林为主的东片，形成了华侨城第一期4.8 km2的初始范围。

孟大强在总规方案里提出最大可能地保持原有特色地形，并很快与港中旅的马志民在这一起点上取得共识，[18，19]“规划尽可能保护山丘、树林、自然风貌，创造一个舒适优良的投资条件”

。设计团队对这片依山面海的地形进行了认真勘查，记录了湖泊、池塘、小溪、山陵和沟坳的情况（图5），并系统地拍摄了本地植物，作为植物景观规划的基础。95. 1986年报批的华侨城总体规划城市结构及土地使用图

华侨城起步时成立的第一家公司是园林公司，委托规划前，马志民就组织并且开展了绿化园林工作，把近期未有开发意图的片区西部的丘陵地带作为苗圃基地，进行育苗和培植成苗。总体设计完成后，园林公司紧密配合，按设计为山丘、道路和建筑群植树。

在今天的华侨城中，原生植物比较有限，主要分布在南部的生态湿地如红树林。11与新加坡相似，深圳华侨城丰富的植物群落主要是人造景观的结果，在物种选择上注重地域气候特征的代表性，格外注重色彩、香味和形态的不同。华侨城有建设主题公园的丰富经验，有自己的专业园林公司，将整个片区建设成为另一种 “世界热带园艺景观的微缩园区”。源自非洲的五月盛放鲜红花朵的凤凰木，

香港的市花洋紫荆花（又称羊蹄甲），岭南地区的棕榈13和大榕树，以及体现本地经济果林历史的菠萝蜜、荔枝树、芒果树等，都是华侨城的标志性绿化植物。华侨城的行道树选择有示范作用，深圳市其他片区纷纷效仿。芒果树一度作为深南大道上的主要行道树，其开花和结果时散发的香味给路人留下深刻印象，也让环卫工人头痛不已。14关于华侨城的树存在着各种传说。例如完成华侨城波托菲诺15社区的澳大利亚设计师相信，这里的园艺植物是为了欢迎印尼华人返乡落脚而从印尼购买并种植在这里，以缓解华侨思乡之情。16设计师们听说这里任何要砍树的动议都需要征得集团高层同意，因此在斟酌方案时格外的注意保护基地原有的植物。176. 荣获建设部优秀规划设计二等奖的华侨城第一期详细规划用地结构控制及附表

在所有规划要素中，华侨城的路网最为忠实地落实了孟大强规划方案的初始设想，并持续影响着这一城中之城的空间格局，孟大强本人也将道路系统看作他对华侨城的最大贡献。

华侨城的路网规划没有采用深圳当时惯用的横平竖直的棋盘式方格网，全部采用丁字路口，不设红绿灯，过境道路安排在组团外围。组团内道路顺应地形、依山就势，设计横断面均窄于平均标准：主路红线 m——其他城区主干路是32 m或以上——支路红线 m，自行车道红线 m。其中，主路横断面设计预留了3~4 m的人行道、3 m绿化带，机动车道宽度仅7~8 m，均为双向双车道，未设超车道。这些设计与奥姆斯泰德的美国花园郊区十分接近，试图通过狭窄、“通而不畅”的道路设计迫使机动车在进入华侨城组团后不得不明显降低车速。一方面，道路狭窄、视距受限；另一方面，丁字路口加自由线型的设计不鼓励穿越交通，加上与自然地形充分结合的道路线型突出了自然和丰富的绿化，从而使得华侨城成为深圳带形城市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组团和桃花源似的花园社区。

由于窄马路对车流的限制和对外来车辆的排斥，华侨城后来的规划和持续开发，也不得不遵循这一空间结构。这激发了设计师的创造力，把车流量大的功能组团放在外围，让其车行交通立即进入城市干道——当然也“转嫁”了部分组团交通到外围城市交通上——减少了组团内部的交通。19

从最初的设计图纸看，孟大强的方案以地形为天然屏障，通过如燕晗山的保留将工业组团和居住组团分开，道路围绕组团外环路布局，内部设置连续的中心步行道和自行车道，两侧为商业街面（图9）。在后期的开发中，沿街商业街面没有实现，组团基于商业开发逻辑各自为政，华侨城缺乏一个明显的中心，这一点直到后来因为生态广场规划和工业区改造为文化创意园区（OCT-LOFT）才得以改变。20

深圳华侨城呈现出丰富的城市面貌，既实现了建设“花园城市”的目标，看上去也并不像一个常规的单一主体开发的新城，一个当代城市中千篇一律的、封闭型高档花园住区，而是以开放城区的方式彰显了现代社会生活公共性和城市性的特质。这种城市性既包含了不同时期开发的不一样的风格、价位、密度、规模和面向不同群体的单位住房、商品房住区的组合，也有着欢乐谷、创意园区等不同功能的混杂，加上与当代艺术的结合和丰富的公共空间产品，打破了当代城市中产阶级商品房社区的单调性，吸引不同阶层和兴趣的人参与到城市生活当中。

这种城市性源于深圳华侨城开发虽然在“统一规划”之下，但经历了不同时期、不同功能发展策略、不同的领导层和不同国籍设计师的介入，以及复杂的产权空间分布的制约；同时，这种复杂性被包容在与自然地形紧密结合的功能结构分区当中，为高度限制性的路网所规定，加上浓烈的热带绿化景观主题，尽管建成环境与最初的详细规划蓝图相差甚远（图11），甚至在第二期总体设计增加的高强度商品房开发对自然山体天际线造成了严重破坏之后，华侨城“统一”的空间精神和气质仍在。西部白石洲城中村片区的存在更是对这种“非企业空间”的一个有效补充，原本谈判失败未能纳入统一开发的地区反而增加了社会群体的多样性，容纳和促进了丰富的城市生活的发生。

[19]这一“环境优美、有特色”的工业区，在改革开放初期的领导人心目中，或许是升级版的鞍钢、大庆，或者长春汽车厂，到后来开放国门及从欧洲考察回来之后，转为“小巧玲珑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镇”

，向新加坡学习又形成了建设“花园城市”“绿化先行”的行动方向，在面向海外侨胞销售的高档住区吸收了美式花园郊区的设计手法。这一新城早已超出了最初蓝图的功能和开发强度安排，也没有遵循原有的商业主街设计，但在城市景观和空间结构上形成了独特的花园城市风貌，树立了自我品牌。从其初衷致力于打造良好的社区环境以吸引海外侨胞投资，到建造本身成为最大的国家资本贡献，是蓝图之外的嬗变。本文追溯深圳华侨城规划开发的关键时刻，分析设计师、开发商和经营管理者的动机和思想源泉，记录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政治经济目标与设计理念互动之下的新城建设实践。无疑，研究的开展受到可获取资料的局限，也受到访谈人观点的影响，从而使得本文存在各种各样的偏颇。历史档案方面的缺憾尤为明显，研究史料以规划与设计档案为主，缺少重大事件决策的会议记录或纪要。研究的完善有待于更丰富的历史素材的发现，以及在此研究基础上，更多学者与亲历者对世纪之交的新城规划建设实践的进一步研究和反思。（图片来自：图1：OBSORN E. Ebenezer Howard: Garden Cities of Tommorrow[M]. Cambridge: MIT Press, 1966.；图2：LAWLISS L, LOUGHLIN C, MEIER L. The Master List of Design Projects of the Olmsted Firm, 1857-1979[M].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Olmsted Parks, 2008.；图3：GEEST J. V.S. J. van Embden[M]. Rotterdam: Uitgeverij 010, 1996: 66,153.；图4：新加坡大地顾问公司等，深圳经济特区华侨城规划报告·第一册总体设计方案，1985.12.31；图5：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咨询中心等，《深圳经济特区华侨城总体规划》，1986.3；图6：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咨询中心等，华侨城第一期详细规划， 1986.4；图7：新加坡大地顾问公司等，深圳经济特区华侨城规划报告（第一册：整体规划方案），1985；图8、图9：新加坡大地顾问公司等，深圳经济特区华侨城规划报告·第一册总体规划方案，1985.12.31；图10：华侨城集团公司主编.《华侨城规划与建设十五年》，2000；《波托菲诺模式》等；图11：华侨城集团档案室藏，档案号：Z-A-14-6）

1 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第一任政府规划师瑞德（Charles Reade）——英国田园城市规划联盟的成员之一——在1920年引入了田园城市概念并应用于城市规划。他较为遵循霍华德理论的初衷，强调土地所有制改革、市民引导的政治变革，以及建设绿色开放空间和高质量住宅等，使马来西亚的田园城市运动成为推广西方进步和现代的生活方式的代名词。见参考文献[7]。

3 邹旭东．梁湘在深圳：1981-1986，深圳：改革智库文丛: 20-21.

5 孟大强访谈，史建、金敏华采访，《波托菲诺模式》，华侨城集团内部出版物。

8 《华侨城总体规划编制说明》，1986年，华侨城集团档案Z-D-4-1。

13 根据2021年底对郭秉豪、董亚平等的访谈，棕榈树在深圳大范围成功种植得益于华侨城园林公司的贡献。

15 名字源于意大利西北部著名的旅游海港小镇“Portofino”，其设计也力求体现意大利海滨的建筑风格与城市特性。

16 彼得·道雅恩（Peter Dworjanyn）访谈，2021年8月。在对孟大强和其他第一轮设计师的亲历者访谈中，被访谈者都未提及此事。

17 同样源自2021年的系列访谈，以及生态广场设计说明《变化·空间·演变：深圳OCT生态广场公共空间产生的生命历程》，2009年。

20 深圳市欧博工程设计顾问有限公司，《变化·空间·演变：深圳OCT生态广场公共空间产生的生命历程》，2009年。

[4] 孙施文. 后理论的“田园城市”：《良渚文化村：田园城市的中国当代实践》评论[J]. 时代建筑，2020（4）：180-181.

[5]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时代建筑杂志．良渚文化村：田园城市的中国当代实践[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1-5.

[15] 松. 粗犷与诗意：台湾战后第一代建筑的多元与囿限[J]. 时代建筑，2016（5）：110-9.

[19] 李贵才. 创建华侨城的故事：王谦宇口述回忆录[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38.